侯马盟书(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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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是于1965年至1966年在中国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数量共有5000余片。该玉片上文字记载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在订盟誓约中的言词，因此被称作“盟书”或“载书”。

1965年11月，侯马盟书遗址被发现。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历时7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随后，国家文物局立即派文物专家到侯马。郭沫若将这批“朱书文字”命名为“侯马盟书”，并发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杂志上，拉开了侯马盟书研究的序幕。1966年，整理工作被迫中断。1973年，盟书整理小组成立，于1975年年底完成了《侯马盟书》的报告稿，1995年，侯马盟书被列为建国以来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侯马盟书因出土于山西侯马而得名，据研究，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赵鞅同其他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遗物。这些文字属于春秋晋国官方文字，是中国截至2023年发现最早的毛笔字。侯马盟书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侯马盟书可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主盟人的誓词、诅咒类和其他类。侯马盟书的盟辞大部分都是用红色的朱砂写的，每一类盟书格调体例统一。侯马盟书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侯马盟书出自古人手书真迹，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隶书，其书法理论在书法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文物背景

山西省侯马市是三晋大地上的历史古域。公元前585年，春秋晚期“五霸之一”的晋国迁都于此，传十三世，历时209年，之后韩、赵、魏三家分晋，始有战国，这也是山西又称三晋的原因，侯马也因此被称为三晋的源头。

在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春秋时代，权卿之间为了打击敌对势力，会互相结盟，彼此之间靠盟约和誓词来约束。在这一社会环境下，盟誓成为当时的一项主要社会行为，用来记载结盟仪式情况和盟誓内容的文书就是发掘出来的“侯马盟书”。

古代的结盟活动一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首先由主盟人召集参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然后将盟誓内容抄录到每一片玉石片上，其中参盟人的名字先不书写，到举行盟会时才将名字填上去，之后一式两份进行歃血盟誓，即杀牲取血将之涂在嘴唇上进行宣誓，最后将一份盟辞藏于盟府，一份和牲畜、玉器等祭祀物一起埋入祭祀坑中。藏在盟府中的一份用来备查，祭祀坑中的另一份用来告知神明监督。参盟人若有违背，将按照盟誓文辞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惩处。

盟书的盟誓时间是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是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的盟誓活动的记录，其主盟人为赵鞅。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公元前497年，赵鞅为索取“卫贡五百家”而杀死了他的远族赵午（又称邯郸午），由此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赵午死后，赵午之子赵稷和六卿之二的范氏、中行氏结成了军事联盟，对赵鞅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赵鞅曾一度失势，由晋国首都退回到了太原市（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的晋阳古城）。第二年，赵鞅获得了六卿中的知跃、韩不信、魏襄子的帮助，又回到了晋国都城，先“盟于公宫”，而后又得到知跃的直接支持。自此以后，赵鞅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宗族，一方面向他的政敌展开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攻。据研究，侯马盟书记载的就是赵鞅为团结宗族、打击政敌而举行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盟誓活动。

历史沿革

1965年11月，根据城市规划，侯马市新田南路要建发电厂，考古人员在建设工地一带勘探的过程中发现，在距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约2.5公里处，东西长70米、南北宽约55米的范围内分布着400多个长方形竖坑，坑内葬有牛、马、羊和玉币等物，随后开始了挖掘工作。

由于人手不够，所以参与挖掘的还有一批曲沃县农业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12月，有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捡到了一些石片，这些石片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用朱砂写的字，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石片的重要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陶正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察看了现场，随即向学生们宣传了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并和其他工作人员将这些石片重新收集保护起来。这些石片就是最初被发现的侯马盟书。

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历时7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5000余件。出土的盟书中，以石质居多，占到三分之二，形体以圭形为主，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最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薄如纸片，也有圆形及不规则形状，共有一千余件（包括断残、字迹不清和脱落无字者），其中可以辨识临摹的有656件，辞文多以朱笔书写，少数为墨笔，字数多则200余字，少则10余字。

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古文字的消息很快传到太原市、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派文物专家谢辰生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前往侯马，之后由侯马文物工作站的张守中临摹、张颔执笔写出土情况和初步考释。后来张颔写成《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谢辰生带了几件标本和这篇文章回到北京后，请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看，郭沫若随后写了《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将这批“朱书文字”命名为“侯马盟书”，并发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杂志上，拉开了侯马盟书研究的序幕。

然而，侯马盟书的整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1966年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整理工作被迫中断，只能先将资料入库封存。直到1972年《文物》杂志复刊要出版山西省专号，要发表侯马市盟誓遗址简报时，张守中才去侯马再次选摹盟书标本。之后考古学者陶正刚、王克林整理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简报，郭沫若写了《出土文物二三事》。至此，侯马盟誓遗址的全面系统整理工作再次停歇。

197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张守中向其提出应重视侯马盟书的整理工作，得到支持后，于同年8月成立了由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组成的盟书整理小组，他们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于1975年年底完成了《侯马盟书》的报告稿，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掀起了侯马盟书研究的高潮。1995年，侯马盟书被列为建国以来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分类

侯马盟书可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主盟人的誓词、诅咒类和其他类。

宗盟类：要求参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是主盟人团结宗族内部的盟誓；

委质类：要求参盟人表示同逃亡的旧主断绝关系，并制止其重返晋国；

纳室类：参盟人表示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

诅咒类：对某些罪行加以谴责的诅咒文；

其他类：少数残碎的盟书，内容特殊，辞句支离不全，无从了解其全貌。

文物特征

侯马盟书的盟辞大部分都是用红色的朱砂写的，只有诅咒类是用墨笔写的，这与先秦时春秋战国时北方文化特色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每一类盟书都有统一的格调体例，只是参盟人不同。

玉石片的质料有石有玉。石质大部分为泥质板岩，呈灰黑色、墨绿色和赭色；数量约占全部盟书的三分之二，形体尚规整，以圭形为主，最大的长达32厘米、宽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厚仅0.2厘米，还有些薄如纸片。玉质有透闪岩、硅咔岩等；形状亦有圭形和璜形，圭形尺寸与石质小型圭基本相同；其余大都象是制作玉器的剩余材料，呈不规则的块状和片状，大小一般不超过拳掌，这种盟书比较集中地出土于某几个竖坑内（坑一六、坑二〇〇等）。

发现意义

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汇考察，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政治斗争、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形态三个大的方面，帮助我们深刻而生动地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真面目。

政治斗争

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通观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晋国赵氏等六卿内争演化为四卿并立直至三家分晋，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浪花，但就是在这一暂短历史环节上，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在政治斗争领域就出现了波谲云诡、变诈迭出的惊世场面。

赵鞅作为晋国的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他为赵姓崛起，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为了索要卫贡500家，他根本无视晋君受命就擅杀亦是赵姓支族的赵午，激起邯郸赵稷的武装反抗，采用暴力成为他唯一凭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贵族权要的凶残本性。为了增强实力，他广事结纳，联络本宗，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鞅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被诛灭。

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入晋国。盟誓中还可笑地诅咒敌方使之受祸害，以求精神上的强势，平衡内心。在赵鞅（当然他的对手也一样）之流的当权者看来同阵营之人的生命财产都等同鸿毛，下层百姓奴隶更视为草芥，故这些人的一切都应为其政治权利的夺取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不仅上有周天子，下有晋君的传统权利下是大逆不道、专权擅政的事，亦说明“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礼崩乐坏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拿人不当人，毫无人道可言！难怪稍后的孟子慨叹“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激愤地呼吁“善战者服上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爱人”等仁政思想，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是多么有进步意义了。事实上，不管赵鞅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从私利出发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赵姓等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内部再起纷争，拼杀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就是显例。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实现的，中国人民以所经历的深重灾难为社会文明发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这是我重温历史不可忘却的。

经济利益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经济实力。赵鞅所在的晋国，晋平公时就“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羊舌肸语）晋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强，公室卑”。顷公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强，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史记·魏世家》等），可见六卿对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夺。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市赵姓，导因便是索要卫贡500家。这500家同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指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剥削收入所从出，战时就可能化为军队和装备。是故，文献多有上层斗争中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其知道他的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鲜明地体现出赵鞅在政争中维护本族经济利益，贪婪占有、搜刮民众财富的胃口之大，而这也正是为确保其政争取胜的基本经济实力。联系到赵鞅在决胜的铁之战时颁布对“克敌者”赏赐财产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经济利益的争夺贯穿了政争的始终。正是由于赵鞅采取了经济赏赐和对民众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励了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范氏、中行氏，形成晋四卿（赵、魏、韩、智）并立的局面。盟书中所谓委质类内容，即参盟人将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来表其忠诚，自然也包括其家族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劳动人手、土地、财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质财富为本钱参与赵鞅集团的斗争。总之，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斗争双方的兴亡，这是从侯马盟书研究中可以洞若观火的事实。

意识形态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也可以考察其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变化。在春秋末，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过的。孔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告诫正说明其时“诚信”扫地，欺诈百出的现实状况，帛书《老子》云：“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在盟书诅辞中就载有一个叫“无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韩子，暗中与荀寅勾结而受到诅咒的事例，可见其时统治者内部毫无信义可言。正是由于道德沦丧，出现了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类来约束结盟之人，以凝聚人心，巩固内部，《谷梁传・隐公八年》注云“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很明显，这种道德观念上的沦落裂变，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大量侯马盟书就是这一时代剧烈变革的确凿实证材料。

从盟书中反映参盟人表白诚信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还说明其时尚存有远古遗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观念占据人们的头脑。不过在赵鞅的时代，鬼神观念只是一种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软约束。盟书中强调参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担保，才是最强有力的保证，是硬约束。这又说明鬼神观念服务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这已同商朝时代动辄卜筮，凡事遵从神意的状况大不相同，是故产生有郑国子产所言“国之兴，听于民；国之亡，听于神”的信念。在赵鞅时代，鬼神观念开始动摇，这与社会意识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轻天”观念转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委质类的75件、纳室类58件、诅咒类仅4件、卜筮类3件，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这类与超现实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可见，“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这反映了社会意识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有了相应的进步。

文化意义

另外，对侯马盟书还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写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实物材料；还可以从文字学、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多侧面进一步探讨。侯马盟书遗址面积很大，未发掘出土的资料一定还有很多，相信日后将会有更丰富的珍贵材料发现。进一步对之进行科学研究，便会对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说对这里大批珍贵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今日研究晋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谈，将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创获，尚有待于同行及后人。

价值

历史研究

象侯马盟书这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是罕见的。这批史文物，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晋国研究

出土“盟书”的侯马市地区，正相当晋国晚期首都“新田”所在的汾浍两河之交。“侯马盟书”正是晋国迁都“新田”以后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国，曾称霸一时，是当时“五霸”之一，为阶级斗争风雷激荡的重点地区。“侯马盟书”的主盟人为赵孟頫。他原是晋国大夫，后为正卿，是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主持订立的“侯马盟书”，密切印证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夺权过程中的一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书法研究

西周时期提出的“六书”理论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国书法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奠基学说，在这一时期，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系统的发展已臻于成熟，书写主体对于文字的美化意识日趋明显，“六书”理论作为当时“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中的“六艺”之一，被认为是对于书法审美功能以及艺术指向性的强调，后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认为“六书”是对汉字空间结构和抽象化结构性质的关注，其中象形、象事、象意三者决定了书法本体的空间形态，展示了当时周代至汉朝时期文字在纯视觉意义上的空间造型观念，以及先民赋予文字的空间审美意义。《侯马盟书》作为这一时期晋系书法的典型，一方面，展露出春秋战国时期由甲骨文、金文演化而来的更加成熟的书法系统结构形式与规范方式，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呈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简化、异化、整体化、规范化的方式，对之前的古文字书法系统规范进行解构，为汉字以隶化为目的的演化提供条件。因此，《侯马盟书》的书法理论在书法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侯马盟书对于研究中国的书法艺术史也有着重要意义。它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隶书，既不像甲骨文那样契刻而成，也不像金文那样范铸而成，而是古人手书真迹，由于辞文书写出自多人之手，所以字体风格不一，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侯马盟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张颔指出“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代铜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一种区域性风格和体例”。侯马盟书文字的体例、结构表现出了文字早期使用时的“混乱现象”，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偏旁随意增损；二、部位游移，繁简杂侧；三、义不相干，滥为音假；四、随意美化，信笔涂点。这四个“混乱现象”，正是侯马盟书的特点。

侯马盟书的文字风格与铜器《欒书缶》《晋公簋》有相仿佛处，其笔法与战国楚之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似之处，但略浑厚。朱书的侯马盟书盟辞文字，其风格与铜器《栾书缶[fǒu]》《晋公》有相似之处，其笔法与战国楚之帛书，信阳简书亦有相同之处，但是，略具浑厚风格。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4厘米。笔锋非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笔书写无疑。

侯马盟书辞文，是晋国人用毛笔手书的文字真迹。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独具风采，别具一格。盟书上的辞文，是春秋晚期的晋国人，用毛笔手书的文字真迹，是最能直接真实的反映春秋时期，古人书写艺术的一批书法珍品。盟书文字，属于大篆体系，字形古雅，运笔流畅，既有潇洒俊秀的风格，又不失古朴典雅，反映了秦统一之前，春秋时期最为真实的书法风格。

另外，《侯马盟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汉字书法通过标点符号细化文章断句结构的先例，且一改甲骨文和金文以刀刻、凿铸为主要书写工具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毛笔书写的灵活性与丰富性。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书写范式与书写理论不仅大幅加快了文字的书写速度、提高了文字在笔法技巧层面的表现力，而且在创作主体独立书写的过程中将创作者的个人性情与精神意味融入书写创作中，使其更加具有艺术性与创造力，这为之后书法艺术史中关于“书卷气”与“金石气”的分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侯马盟书》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者的借鉴价值《侯马盟书》所表现出的书法形式在近代常被称为“盟书体”，在当代书法的研究实践中占有很高地位。《侯马盟书》的研究者张守中先生曾在2005年9月举办的“侯马晋文化暨《侯马盟书》出土40周年研讨会”上对《侯马盟书》的书法价值进行总结，认为盟书的书法艺术形体古雅、富于变化，笔法为运笔出锋、蝌蚪笔法、回勾笔意，对于当代书法的继承与创作有极高的借鉴价值。本章主要讨论《侯马盟书》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者的借鉴价值，将从艺术形体、笔法结构、审美取向三个角度进行具体阐述。

其一，关于《侯马盟书》文字艺术形体的借鉴价值。1990年书法家梁子明曾提到：盟书的书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容当前对于甲骨文以及金文书体的研究体系，作为对于古汉字体制研究的补充，于当代书法创作者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相近时代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字形进行混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书写时字形不足或字义不明晰的问题；其二，对于盟书笔法结构的借鉴。根据侯马书法家韩左军的描述，《侯马盟书》的书写起承转合圆润自然，点划生动，既不同于甲骨文纯直方折的用笔特点，也不同于金文雕琢修饰、充满装饰意味的书写风格，而是在兼具官方文字整体性、规范性的同时拥有盎然之古意，而对专于篆书的创作者而言，其具有较高的临摹与学习价值；其三，关于盟书审美取向的借鉴，《侯马盟书》为当代书法创作者提供了大量古代毛笔大篆的书写真迹，这些真迹的审美风貌与此前发现的刻铸类吉金石文字存在较多不同，能够为创作者深入求变与隶书、章草、楷书的原始美学生态提供参照，例如：《侯马盟书》文字呈现出的“因字而立”的特征，旨在通过较为松散的点画链接，使文字看起来风格疏朗且松动自然，具有清晰明朗的动态美，而非此前青铜铭文以装饰为主的静态美。另外，《侯马盟书》将篆书以拟物为基础的线条进一步符号化、部件化、简约化，在保留汉字原系统性的同时，为其增加了更具创造力的美学范式，这为当代书法创作者研习篆书与隶书的审美特征与表达技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参照。

文字研究

2025年5月，从山西博物院了解到，工作人员运用多光谱扫描技术，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下，对侯马盟书的内容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与识别，新发现了126处此前未显现的文字，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基础史料。

保护与开发

保护

1961年，“侯马晋国遗址”被列为第一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侯马盟书”被列为建国以来十大文物考古发现之一。

开发

博物馆展厅

文物“活化”，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晋国古都博物馆位于侯马市晋博园内，共分两大部分四个展厅，展出文物500余件，是一座集中展示新田时期晋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楼一厅的南部改为了“盟誓春秋—侯马盟书遗址”主题展，展厅内的每一件展品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解说，其中有6件侯马盟书原片，小小的玉石片上字迹已漫漶不清，只留下淡淡的红色字迹。除了实物陈列，整个展厅还通过图版、考古笔记、书法摹本、3D影像解说、挖掘现场复原等方式全方位展现了侯马盟书出土、整理、研究过程及其当代价值，游客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和体验到与盟书有关的晋国文化。

文旅融合

除了在博物馆改造上发力，侯马市还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景点群与特色品牌相融合的“晋国古都・公园城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侯马市规划的侯马晋国・盟誓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已经获批。”位于侯马市新田路原侯马热电厂厂区内的项目基地由晋文化广场区、遗址展示区和博物馆区构成，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遗址本体修复、遗址公园展示和现场展示馆、研究中心等，项目建成后，为游客提供一个沉浸式体验晋国古都文化的场景。

“盟书体”探索

侯马市非常重视对侯马盟书书法艺术价值的弘扬，在宣传和传承“盟书体”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从2014年成立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以后，每年都会举行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展览展会。截至2024年，在中国各地已经举办了十多场关于盟书历史和书法作品的展览，如“寻盟之旅”中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晋邦之盟”侯马盟书出土五十周年中国书法作品展、“作庐风华”张颔先生艺展等，让更多人感受到侯马盟书的艺术魅力。